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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地理杂志的现状

发布时间:2018-12-25 10:27:12 已有: 人阅读

  上的一个书摊,如此的摆放,比较现实地反映了现在国内地理杂志的格局,盗版引进的《美国国家地理》繁体中文版居中,每期刊登美国国家地理特稿的《华夏地理》居左,从名称到形式仿照美国国家地理的《中国国家地理》居右。

  其实,期刊界几年前已经掀起过一次地理热,包括《三联人文地理》、包括《文明》,甚至包括早期的《中国国家地理》,当时的它们都标榜着要做中国的《National Geographic》,更多是要仿造美国国家地理那种精神上的气质。

  几年下来,夭折的夭折,示弱的示弱,改刊的改刊,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市场才是硬道理,发行量和广告是所有杂志生存的基础。美国国家地理的成功是靠全球1千多万的发行量证明的,那些传说中千分之一的选片率、摄影师的探险故事等等所谓精神气质的东西,只是成功发行的点缀而已。《National Geographic》的成功在于编辑内容上与读者互动的成功,满足市场需要的成功。彼得梅尔在《有关品位》一书中评论说:“如果在美国人的客厅中发现《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那么主人的品位就要减去两分。”我不认为这是对NG的贬低,而恰恰说明它是一本非常普及化的成功杂志,不是一本孤芳自赏、曲高和寡的高品位学术期刊。这才是国内的地理期刊真正需要学习的东西。因为,你甚至可以要求万分之一的选片率,可以把记者天天送到非洲去虎口拔牙,但你制作出来的内容却不一定符合市场的需要,编辑的思路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国家地理》在55年的摸索之后,总结出贴近市场的编辑思路——“打地理的旗,走旅游的路”,这也几乎是现在新出版的地理杂志都在追风的路。因为大家意识到,日渐升温的旅游大潮必将带动旅游杂志的发展,而地理的概念似乎比旅游要文雅些,所以我们看市场上的地理杂志基本上都是旅游的内容。

  但旅游究竟是不是地理的范畴呢?要提到一个人,梅纳德欧文威廉斯(Maynard Owen Williams)。这个人与《National Geographic》都诞生于1888年,23岁时自己开车从地中海横越亚洲,抵达中国的黄海,创下探险的新纪录。31岁(1919年)的时候成为美国国家地理的第一个海外记者。1922年在法国科西嘉岛采访的时候,得到法老图坦卡门墓穴发掘的消息,前往埃及。发表于1923年美国《国家地理》的1月法老文章使其声名雀起。同年,在给主编葛罗夫纳(Gilbert H. Grosvenor)的信中写道:“最痛快的事情莫过于一个记者能够通过照片和文字,带领125万国家地理学会的会员和他一起登上高山,俯瞰世界,然后对他们说:尽管看吧,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无法看到这一切。” 作为旅游摄影的先驱,这个家伙重走过马可波罗,返回过战乱后阿富汗,每年为NG的选题要旅行 4万公里。1953年退休后,他又旅行了10年直到去世。他采访旅途中写给NG责任编辑的一句话让人嫉妒并激动万分——“My legs curse you.,But my heart says Thank you.(我的腿诅咒你,但我的心感谢你)”

  这个威廉斯是早期国家地理的代表,正是这些记者,使国家地理带领美国乃至全球的读者一点点发现、重新认知了这个世界,使国家地理成为权威的旅游指南。从这个意义,甚至从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意义上讲,地理包含了旅游的概念。《中国国家地理》看到并因循了这一点。但是,在每期同步刊登NG特稿的《华夏地理》杂志上,我们会意识到,现在的NG变了。

  现在的NG已经超脱了旅游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非洲,局限地震、海啸、飓风,开始刊登禽流感、高油价等社会话题,我把它称之为“大地理观”,其实这些话题一样属于地理学的范畴,涉入了一个宏观的地理概念,甚至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地理学的视角。看一下1901年1月刊登于美国国家地理的一篇文章,那是NG关于的第一篇文章的开篇:

  藏布江在许多方面都是世界上最不寻常的一条河流。它在所有可航行河流中海拔最高,河流总长将近 1000英里,海拔从11000英尺到14000英尺不等。在大部分的河道上,藏布江河水流速缓慢。但是当河水直下流入河岸平原时,在这100多英里的河道上,河水以山洪之速飞奔而下。尽管是中亚最大的河流之一,可是从来没有人从藏布江的源头一直到达它的河口。而且,直到最近,人们才对两条有名的河流中究竟哪一条才是藏布江源头这一问题发出疑问。在试图揭开藏布江神秘面纱的尝试中总是凝聚着人们无以伦比的英勇、耐力、坚毅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藏布江的探索者,不像寻找尼罗河泉眼的人们那样期望得到全世界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赞许——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赢得——而是在每天少量薪水和对忠诚的鼓舞下继续着他们的工作……”

  整篇文章4页篇幅,没有任何地图和照片,但是表达了清晰的地理学视角——区位要紧,一种持久的空间视野。藏布江的高度、长度、位置,和其他河流的比较……这种并非孤立的横断视野是地理学的特色之一。在电视媒体大量介入、地球未知部分大量减少的今天,NGM(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如果想继续行业内的领先优势,其内容迅速必然进行调整,从单纯的旅游地理、自然地理向人文地理、医学地理学、行为地理学、资源地理学、人口地理学等转化,只要坚持地理学的独特空间视角,它就仍然是一本纯粹的地理杂志。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推出“地理”专辑,赶上30周年和地理热,内容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套路,据说销量还不错。这让我想起911后美国国家地理的推出的“游泳衣百年”图书(Swimsuits: 100 Years of Pictures)。《国家地理杂志》前总编比尔艾伦(Bill Allen)表示:“人们需要点儿轻松快乐,因为过去的一年半充满艰辛。”销量同样很好,因为人们在评估地理学与科学、社会的关联时,关心的是这些论题而不是地理学学科本身。

  谈到地理学视角、区位要紧,谈到空间视野,必然要谈到地图学,这个地理学无法回避的领域。最近网上有关地图的话题有两个炒得很热,一个是GOOGLE EARTH的隐私,一个是媒体人杨浪的地图纠错。

  前者,据说中国政府正在和GOOGLE谈判,半年之内会就google earth有个结果。其实从地理学上讲,卫星的空间采样,完全不能取代实地的野外观测。即使有大量的卫星数据,真实详尽的数据仍然一定要靠野外观测取得,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断然拒绝日本提出的提供东海勘测数据的原因。美国国家地理的那第一篇文章就有详尽的野外观测记录:

  “在那次“大测量活动”的总部,他学会了如何使用六分仪和指南针,学会了辨别所有重要的恒星,学会了用相同的步幅行走以及如何做简单的路线测量。当他充分掌握了这些技巧之后,他被派去探索藏布江,如果有可能的话,从它的源头一直到印度。那是在1865年,之后他成功的确立了自己在作为一个买马商人和遵从拉萨的虔诚佛。他的工具装备包括一个大六分仪,两个袖珍六分仪,三棱形的袖珍指南针,测量空气和沸水温度的温度计,一个袖珍气压计和带有仪表的普通手表,后者的体积减得尽可能小。”在历尽艰险后,他来到了拉萨并且见到了。据纳恩辛格描述,是一个皮肤白皙,英俊的约13岁的男孩,他坐在高6英尺的宝座上,身旁站着两个分别手持一束孔雀毛的主司祭。在这次行程中,他沿着藏布江河道行走了600英里仅到达拉萨附近。7年后他继续沿着藏布江深入探索,但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一次探索确是值得人们纪念的,因为他完成了长达1319英里的路线英里都是从来没有被人们探索过的,而且他还进行了497次观测。但在这些年里,他只被科学界当作一个“印度学者”。但这最后一次探险的折磨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因此迫使他中断了与“大测量活动”的关系,而他的名字也不就被公之于世。随之而来的是很多他的追随者,这其中有完成了跨喜玛拉雅探险、被人们称作A——K,D——m——g以及K.P.的探险家。这些人都充满了勇气和毅力,为了他们的职责而一心奉献。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成功穿越山区去探索藏布江河道从而最终到达阿萨姆邦……”

  另一个地图的流行话题是《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媒体人杨浪创造的,他为中国现在出版的地图挨个挑错,博得不少网友认同和叫好。而圈内人看,很多没有道理。

  杨浪在自己的博客和其新书中开讲“地图的故事”,举了很多地图社出版的地图做反例。指出与几年前的长征地图如何不同,指出长征的路线如何走不通。被多家媒体转载,夺到了很热闹的话语权。据我所知,地图社最近的合作者已经不是北京大学等单位,而固定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那里有一个中国历史地图的专家组(不确定中国历史地理“三巨头”之一的谭其骧老先生是否曾参与其中?因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而结识谭老,已经去世13、4年了吧。)地图肯定和原来的不同,因为地图反映了制作者的研究角度,不同的地图标识表示不同的历史观念。我们去看其他国家的世界地图,中国不一定在地图的中央。而杨浪作为一名老兵指出:由于缺失游击区的图示,造成长征路线的中断,从感情上是能接受的,但从制图者来说,可能他们认为游击区的大小本来就是不好界定,所以省略,也是可以原谅的。

  杨浪为地图社的工作人员对其不加理睬,在博客上表示了不满。其实大可不必,这就是FANS(粉丝、发烧友)和EXPERT专家的区别。人家为什么要接招呢?也许他们认为你就是门外汉,一些基本的地图知识都不具备。不过呢,他挑战权威的勇气是好的,我欣赏!!希望他成为地图学界的爱因斯坦,因为爱因斯坦一生瞧不起权威,上帝惩罚他,让他成为一个权威。但前提是,他先要把工作辞了,成为个纯粹的地理学家,因为爱因斯坦可不仅仅是个物理爱好者。这让我想起地理学界的葛剑雄、历史学界的易中天, “东方文化西来说”的苏三和“文化苦旅”的余秋雨,前两位是专家所做的普及工作,后两位是爱好者的标新立异。

  又想起一个爱好者,赛克斯,一位狂热的恐龙爱好者,也是一位艺术家,他曾经写过一些有关恐龙的科普书籍和学术文章,但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古生物学训练。正是这个人使美国国家地理蒙羞,总编亲自道歉。但也正是因为这次事件中所体现的有错必纠的办刊宗旨,《National Geographic》才真正保持了领先世界的权威——

  1999年11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用长达十页的版面,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出了一篇题为“霸王龙长羽毛了吗?”的文章。凭借赛克斯8万美金买回的中国辽宁古盗鸟Dinosaur-bird化石,判定填补了恐龙史的飞翔空白。

  2000年1月,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网站,据此发布新闻告诉公众。这个“辽宁古盗鸟”化石很可能是由不同动物的化石拼接而成的。

  2000年3月,《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学者徐星博士来信。他在信中说:“在观察了一件私人收藏的新驰龙标本。并且把它与辽宁古盗鸟化石进行比较之后,我百分之百肯定,辽宁古盗鸟是一个拼凑起来的动物……确定无误”

  这块曾轰动一时“辽宁古盗鸟”被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所的标本馆中为了把这个事件查个水落石出,《国家地理》杂志主编特别约请,一位以揭“黑幕”闻名的资深记者去调查“古盗鸟”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2000年10月国家地理杂志,在资深记者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调查以后,刊登了一个详细的《“辽宁古盗鸟”来龙去脉》的调查文章,这个报道把整个事件发生的起因、结果,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差错等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几乎是所有地理杂志的鼻祖,其权威的确立过程可见一斑。而随着以地理名义的旅游杂志的兴旺,真正宏观的地理概念、地理视角会慢慢在中国普及和传播。据我所知,中国人在南非的投资高达数百亿元,而那些投资者在了解投资环境时,由于找不到相关地理学资料和地理学专家,很多人不得不把旅游指南当做投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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